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

黄伟力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年12月16日10:19

【内容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有明确的问题指向,其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包含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要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达到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的要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明确的政治方向,与马克思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出发点高度契合,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方向。始终把握这一方向,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党的政治建设 政治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课题“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战略研究”(2018XAA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伟力,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党建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特邀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有其明确的问题指向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此十九大报告有明确阐述: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如何深入理解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达到首要任务包含的要求,从而解决提出这一任务所指向的问题,是研究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关系这一角度,讨论其中的若干问题。

一、政治方向正确对党的政治建设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的政治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面临的具体问题和任务,政治建设的内涵、突出的重点有所不同。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建设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首要任务”的表述方式凸显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所指向的重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包含具有递进关系的两方面要求:一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要求,《中国共产党章程》对此有明确规定;二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在前一要求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要求,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必定需要确立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只有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保证全党服从中央。所以,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突出重点,在于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为此必须“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62页。]。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要求,既是针对着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第三部分论及),也是完成党在新时代所肩负的实现民族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大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

从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包含的两方面要求看,确立和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至关重要,是带有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政治方向是指一个政党所认定的奋斗目标,通常包含长远目标和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近期目标两个层次。政治方向体现一个政党的阶级基础、立党宗旨及理想信念,也可以说是它的政治标识。《共产党宣言》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献,其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指明了共产党的政治方向,明确了这一新型政党与别的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释了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所以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为此,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以消除人剥削人、人被压迫人的经济根源。这样的社会他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或“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这一奋斗目标,以后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政治纲领。

达到“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的要求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而党员对党的政治方向的认同是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组建政党,是基于他们有相同的奋斗目标或理想信念;某人之所以选择加入某一政党,是因为他认同该政党的奋斗目标或理想信念。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或理想信念,就不可能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员对党的政治方向的认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从党员个人方面看,存在着入党动机复杂性问题,存在着入党之后思想变化的可能性;从政党方面看,政治方向有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之分,长远目标高远且稳定,而近期目标则会由于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任务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如何使党员始终保持对党的长远目标的认同和忠诚,如何使党员认知并认同党的近期目标,这便成为政党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党的近期目标是适应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和任务而确定的,那么,近期目标的设定是否合理、正确?它与长远目标是否相契合?对此就可能出现认识上的差异和歧见,需要实践验证或理论分析。以此观之,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使党员对党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形成共识,对于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具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意义。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样有赖于确立和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政党领导集团的权威最主要的乃源于党所领导的事业的发展状况。一个政党的事业蒸蒸日上、成效显著,这个党就有力量,党的领导集团就有权威;反之,则党的领导集团的权威就会受到质疑或削弱。而一个政党的事业发展与它认定什么样的政治方向息息相关。政治方向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理想。而理想之所以是理想,乃是因为它在现实中尚未实现,高远的理想往往与当下的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所以,一个政党确立长远奋斗目标后,还需根据所处历史时代的实际情况,制订阶段性的近期目标,形成具体的行动策略或方案,通过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一步一步趋近长远目标。一个政党向自己认定目标的趋近过程,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社会变革,这就是它的事业,也是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使命。党的事业总是在它认定的政治方向的引领下展开的,一旦政治方向错了,比如与社会发展规律及趋势背道而驰,或者与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背道而驰,这个政党的事业就不可能成功,它存在的根基也会发生动摇,又何谈其领导集团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有几十名党员。经过并不长的二十八年时间,就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党的领袖毛泽东被称颂为“人民的大救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进行民主革命过程中探索确立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8页。]。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

中共二大对一大通过的纲领做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一方面,中共二大坚持一大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另一方面,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二大宣言又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政治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9页。]。这就是说,中共二大在坚持党的长远目标的前提下,明确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近期目标,在党的政治方向的认识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历史课题作了初步回应。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作了更加完整、深入的阐释。这个完整的纲领一端连着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要求,一端连着未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远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继而开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征程,发挥了很直接的指导作用。

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党所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一次凸显了出来。认准并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只有认准并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达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所包含的要求。

二、始终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这是在建党之初就明确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明确了党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因此党将“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17页。]。这就是说,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方向,对自己的长远目标以及在当前发展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为奋斗目标,有清晰而坚定的结论。

何以衡量政治方向的正确与否?共产党人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建立于两个基本观点: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已成为社会化生产发展的桎梏;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变革生产关系,由社会而不是个人占有生产资料,而这样的变革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共产主义的诞生。第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桎梏,也是工人阶级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根源。要使工人阶级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也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制。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的主张,首先是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从工人阶级的解放,推而广之从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这两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考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性意义,是共产党人判断问题的基本准则。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思考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治方向。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义是更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入思考。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邓小平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本本上的条条框框或别国的既有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因而我们要搞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衷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完全一致,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动摇或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相反,依然坚守着这一理想。邓小平曾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页。]他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3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是相通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进步的总趋势。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围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轴心而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二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因而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作出重大决断的衡量标准。他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都体现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民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外国朋友交流时所说的那样:“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0~31页。]十九大报告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总任务要达到的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29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人民的福祉,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理想所基于的阶级立场高度契合。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效,已经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复兴不可分离地连接在一起。“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页],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能左右的。近代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各方志士仁人进行过不同方式的尝试,最终都未能改变国家的面貌。唯有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使国家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改革开放四十年发生的深刻变化、取得的社会进步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及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正确道路,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民族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要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它维系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不容有任何动摇和偏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维系着国家的命运,亦维系着中国共产党的命运。邓小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想之初,中国结束十年动乱不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致使有人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质疑。中国共产党以自我纠偏、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的政治决断来回应这股思潮,重塑党的政治形象,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党的领导地位得以不断巩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长期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失去政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此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十余个年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使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住苏东剧变带来的严重冲击,守住社会主义阵地,立于不败之地。总之,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就了新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

在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能够在党内形成最广泛的共识,能够为党领导的实现民族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事业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因此,认准并始终坚持这一方向,是达到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要求的最根本的政治基础。

三、警觉对正确政治方向的挑战和偏离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取得显著成效,得到广泛认同,并写进了党章,载入了宪法,坚持这一政治方向还需要讨论、还有什么疑问吗?这种想法恐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十九大报告在谈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指出,要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7。]。这一警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的放矢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领域,抱有不同利益诉求、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提出不同的主张。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上,曾经存在并且还会存在各种纷争和挑战。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政治方向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是没有遭遇过挑战。针对改革开放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明确党在改革开放及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方向。但这一基本路线遇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僵化的教条主义两方面的挑战。前者认为应该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来改造中国,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固守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无视时代进步出现的新现象、提出的新问题,认为改革开放的方向错了,是姓“资”而不是姓“社”,要求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两种思潮的出发点不同,具体观点有别,但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基本路线的直接挑战,或者引发严重政治分风波,使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遭受重大挫折;或者导致思想混乱,延缓、阻滞了改革开放的前行步伐。这是二、三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真实故事,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进入新时代,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上依然会有挑战和风险,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这种风险首先来自党内。十九大报告之所以提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正是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诸多必须正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把这些问题概括为“七个有之”: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有之;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有之;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有之;收买人心、拉动选票有之;封官许愿、弹冠相庆有之;自行其是、阳奉阴违有之;尾大不掉、妄议中央有之[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22页。]。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七个有之”大都发生在党员干部乃至少数党的高层领导身上,这种政治生态如不加以改变,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干扰,甚至是严重干扰。即使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断是明确而坚定的,也可能在局部地区或某些部门出现偏离这一方向的情况,从而影响党的事业的发展,削弱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同时,以上提及的质疑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思潮和力量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达方式、针对的具体问题有所变化。目前,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都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比如,在经济领域,对如何看待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看待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等问题;在政治领域,对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发展历史、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实行的多党制等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普世价值”等问题,各种观点纷繁多样。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有学术层面的,也有政治层面的。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顺利的情况下,争论会表现得较为缓和、小众;而当国家发展遭遇挫折、困难的时候,就可能趋于激烈,甚至形成某种冲击波,上升到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这类战略问题的判断。

此外,还有来自国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有人提出“历史终结论”,意思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此终结,此后是资本主义独步天下的时代。但仅仅过了二十多年,中国逆势而上,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无论在社会制度、发展模式,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坚持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择,在西方国家眼里,这是一个严重威胁。“中国威胁论”是他们真实心理和想法的反映。因此,遏制中国,或者设法使中国改弦易辙,融入到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之中,最终化解这个威胁,成为今天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思路。只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遏制和反遏制、“西化”和“反西化”的博弈便不会停歇。这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国际环境。

总之,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已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但在方向问题上依然会有不同观点的纷争,依然会面临多方挑战。对此需要保持足够的警觉和政治定力,防止在政治方向上犯战略性错误,这应该也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赵乐际《全面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

④刘云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日报》,2017年11月6日。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

(责编:王楠、张桃英)